可见，康熙时期的清廷对明末的遗民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逐渐从强力镇压转变成怀柔笼络。在郑成功灵柩迁回南安时，康熙帝还赐予“忠君”一匾，以示皇恩浩荡。

另外，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因“朱一贵事件”，康熙大怒，又重提海贼事宜。康熙曰：“前海贼占据六十余年，犹且剿服，不遗余孽。今匪类数人，亦何能为耶”。

这是受时局影响的成分，至于对郑成功的态度变化，虽然没有更新的摆正，却也不乱加否定了。郑成功其实已然被此时的康熙朝设定为一个特殊的符号，并被加以利用。

然而清政府在肯定和接受这个符号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可以借助恢复郑成功的名誉，达到笼络汉民族的目的，尤其是缓解当时反清复明之士的憎恶，从而稳固其统治。

因为历朝历代都需要一个“忠君”的形象，而忠于明朝的郑成功就是这个鲜明的代表。同时通过消除民众对郑反清的记忆，也是想要民众能够如郑成功般对清以“忠君报国”。

这样才能减轻作为异族的清王朝夺取政权而给汉民族留下的心理排斥，淡化敌对关系；

另一方面，郑成功在闽台一带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于稳定新收复的台湾也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正是这种威望和民间影响力，康熙朝还是会害怕引起人心不稳，所以必须要打压郑成功所能带来的号召力，因而郑成功在这一时期始终没能被彻底摆正和推崇。

然而对比顺治朝，终是有大不同，“贼”的出现大大减少，主观的偏见也消失了，有了褒扬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