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最初的统治者为了大明王朝的长久延续，也效法先贤圣王虚心纳谏。从明太祖朱元璋在《谕太师李善长敕》中就曾说：“臣不谏君，是不能尽臣职，君不受谏，是不能尽君道。”最后强调:“臣有不幸……而反受其责，是虽得罪于昏君，然后有功于社稷人民也。”

不仅仅是朱元璋如此，他的后代也对此进行标榜，甚至是即便对于前朝一开始所认为的“罪人”，也会用恢复名誉的形式来警示当时和以后的人。

方孝孺是建文朝的重臣，在朱棣攻陷南京之时就坚决不肯屈服于朱棣，而且对朱棣进行一番质问和羞辱，最后被朱棣诛十族。就是这样一个人，朱棣的子孙也对其大加赞赏。

从仁宣二帝冒着忤逆朱棣的风险也要为方孝孺平反的事情可以看出，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们对于不怕牺牲、敢于犯谏的士大夫是极为推崇和肯定的。

显然，最高统治者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励士大夫群体，鼓励他们应该保持不畏强权、直言劝谏的精神。不仅如此，最高统治者还在实际行动上通过建立“范银图书”和“功德牌坊”等方式对士大夫群体进行奖励和鼓舞。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也确实达到了预期的作用，为明中后期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坚强毅力，不畏强权的士大夫。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明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与鼓励对士大夫精神的形成也起到较为显著的作用。

只不过统治者的宣传与肯定一时间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若想要真正成为社会普遍盛行的风尚必然需要一段历史时间的酝酿，凭借明初统治集团的宣传与推崇，这一风尚终于在明中后期得以完美展现。

因此，最高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也是成为明朝中后期士大夫群体在气节精神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