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郑成功本就无意降清，只是乘机扩充实力，虚与委蛇，拖延时间。刘清泰首先发现这一问题，在顺治十年（1653年）上奏的题本中一再表明郑成功毫无诚意，回文骄横，即使他代替郑芝龙说尽肺腑好话，郑成功还是无动于衷。

且郑的军队正在与日俱增，不可不多加防范。

如果朝廷弭兵议抚，那么对付郑成功的军队将毫无作用，甚至引起军心涣散；如果剿抚兼顾，又恐于郑成功言而无信。刘清泰陷入了两难境地。并非刘清泰有意刁难或杞人忧天，朝廷中央的其他官员也有相似言论。

顺治十一年（1654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直言郑成功如果真心就抚，应当解甲投戈，他的军队也需听从朝廷的督抚调度，而不是依旧据守闽地，仍掌重兵。

这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对朝廷的威胁。即便眼下他表明归顺，实怀二心，并指明将来为患东南的必定是郑成功。

此外，王永吉建议要加强河道修防，制器修船，严饬沿海文武官员，不能因郑表面的归顺而懈怠。同时不能走漏消息，以防郑成功怀疑。

顺治帝表示认同，随即敕谕兵部官员按照他的提议重新拟定方案。总结来看，这时候清廷有眼界者已经看出了郑成功无意归顺，只是假意受降以拖延时间，朝廷反而因为谈判和招抚束缚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