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明太祖采纳了郑沂的建议，于各府设推官一员，推官的设置遂成为有明一代的定制。

明代推官的来源

推官作为明代“体制”内的官员，其选任与明代的“取仕”制度大体相合，即以科目为核心，其他途径为补充。除科目之外，还有出身吏员或布衣者，可以被选任为推官。吏员之所以可以被选任为推官，与明代实行的吏员升转制相关。

明初由于人才缺乏，选官不拘流品，由吏员出身而担任府州县官的例子并不少见。担任一府推官的，亦大有人在。除吏员外，布衣出身者亦可担任推官。明初，朝廷一再下令求贤，荐举大兴。洪武年间，荐举甚至一度成为明廷选补官员的主要途径。

这么大批次的除官，留为京官者只是少数，大多数则被分散到天下各府州县，担任地方官。其中担任推官的亦不在少数，如漳州府推官王得闰，以儒士举；延平府推官陈济，以孝廉举；兴化府推官林文远，以明经举，等。

得益于吏员升转制和荐举制的兴盛，明初推官的来源并不仅限于科目出身。而后资格渐循，推官的选授也越来越严格。

推官的行取

随着科道选人的更变，大约自明中期开始，一般特指科道急缺行取。”考之《明史》，笔者认为，推官的行取大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推官擢升为科道官；其二，推官除授为部寺官，主要为六部各清吏司主事和大理寺评事。

虽然苏嘉靖认为推官、知县行取为科道官的制度确立于成化六年，但笔者认为此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成化六年吏部的行取意见主要是针对御史而言，并无明确规定今后推官、知县可以行取为六科给事中。

事实上，直到弘治十二年，监察御史余濂才首次提出给事中“以知县、推官补之”，不过，吏部却以“给事中品从七，知县、推官品正七，难以选补”为由驳回。

直到正德末年，推知行取为六科给事中的制度才最终确定，推知行取为科道官的制度也因之固定了下来。而推官行取为部寺官的制度大致确立于弘治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