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儒将”的含义再度发生了变化，既指出身文臣的统兵者，也包含身居武职，但“崇诗说礼”的将领。

南宋时期儒将的标准已然放松，“崇诗说礼”越来越多地与“儒将”这一概念联系起来，并且成为“儒将”身上非常重要的特点，在“崇诗说礼”这一共同标准下，文武出身之别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

北宋中后期，武将在文武关系中处于明显弱势地位，受到文官的打压和排斥，文武之间的对立非常尖锐，但自靖康之变发生后，宋室南渡，国家面临着严峻的战争形势，武将在政治上也逐渐获得较高的地位，武将势力日益膨胀。

这一现象自然引起了皇帝和士大夫们的忧虑，于是皇帝和士大夫们合谋“第二次削兵权”，以谋权手段收回韩岳等人的兵权，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岳飞，在这种情况下，武将们为了自保，开始主动向“儒将”的形象靠拢。

武将们选择主动向“儒将”形象靠拢，文臣们虽在心中对武将仍有许多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抵触，但由于现实政治环境的转变，致使文臣在文武关系中的绝对强势地位不复存在，只能心态复杂地选择接纳，不再像以前一样，决绝地将武将排斥在“儒将”之外。

严峻的军事形势，残酷的战争威胁，让南宋社会长期弥漫着危机意识，此时“有用之学”被广为提倡，许多士人开始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其中就包括对于“儒将”的追述。

在追述，总结“儒将”历史的同时，人们对“儒将”的评价标准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南宋严峻、急迫的军政形势下，人们评价“儒将”更讲究务实，注重实绩，如果一味自我标榜“儒将”，只会空谈，却没有实际的军事才略和表现支撑，在这一时期是很难被社会舆论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