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十分重视祖宗之法，也就是太祖、太宗的祖制，所谓“人主不可无正家之法”，在家国同构的理念之下，帝王的祖宗之法也就是国家法制。

即便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庆历新政，也抬出了要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帜。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改革要“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道祖宗之烈”，如此“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这即使不是真要维护祖宗之法，至少也是“托古改制”，为庆历新政的前期工作减少了一定的阻碍。

然而王安石却慨然提出三不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天降灾异阻碍不了他，民心向背阻碍不了他，祖宗之法更是阻碍不了他。

神宗以藩王子弟承继大统，他当然有明主之志，三不足的宣言放在他的案头上，阻力也较仁宗为小，但士林自此裂变，群情激奋，天下骚然。

既然不选择祖宗之法，王安石就必须提出一个能够盖过祖宗之法的旗帜，这成为变法得以实行的地基，他只有选择“三代之政”，三代，即尧舜禹圣王之世，尧舜禹的权威，当然是太祖太宗拍马不及的。

君臣初见，王安石说：“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皇帝想求贤，他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皇帝忧小人，他说：“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

变法出现“天变”，民心不安，他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

提出三代之政以包装青苗法、募役法等，不失为一种托古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