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苗法的实施问题是实践过程中的“人弊”。

首先是地方官吏不发放青苗钱。

熙宁二年，丞相富弼因不满新法，出判亳州，在该州秘密不散青苗钱，致使淮南路西北部多县成为新法空白区域，阻碍新法的顺利进行。

史载：“汝州事富弼责蒙城官吏散常平钱谷，妄追县吏，重笞之；又遣人持小札示诸县令，未得依提举司牒施行。”也就是说，他不仅秘密以书信形式不准俵散青苗，还对依令俵散青苗的蒙城官吏施以责罚。

熙宁三年，欧阳修在京东路青州以知州身份公开停止青苗钱的俵散，还先后两次上书极力陈述青苗法弊端，恳求朝廷变革新法，对新法实施和宣传方面都有不良影响。

其次是地方官员抑配青苗钱。

早在青苗法实施之初，就有许多地方官吏不依据当地具体情况，以强制行政命令，迫使百姓借贷规定数额的青苗钱，偏离青苗法实施初衷，增加百姓的生存压力。

虽然在新法颁布时，朝廷便明令禁止抑配，要求以百姓意愿为准，但那只是一纸空文。

诚如苏轼所说：“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与？”后来的现实也表明，这样的规定并不能对地方官吏产生约束力，抑配现象层出不穷。

抑配是有动力的，青苗钱既然被地方官吏经手，也就有可上下其手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百姓借贷的青苗钱是地方官吏的“政绩”，能够迎合当权的王安石的需求。

对于志在变法的年轻人，王相向来是喜爱的、鼓励的，当然，这也为几个小人提供了进身之阶，进而成为反对派用以打压变法的又一罪证。

青苗法在制度设计中也有问题。

以欧阳修反对青苗法为例，青苗钱在实践中一年分两次表散，欧阳修认为这极不合理。

其一，夏料已散钱尚未有一户送纳，若又表散秋料钱，这种做法可能使官钱失陷。

其二，从民众实际出发，夏料表散，正值青黄不接之际，还有一定的惠民性质，然而，秋料安排在五月表散，此时蚕麦成熟，人户不乏，这简直就是放债取利。

正所谓“病国伤民”，富国而不利民。

变法失败的深层逻辑

青苗法之败，进而就是变法之败，细节或许不同，深层逻辑却是一致的。

上述诸多人为的阻碍归根结底是理念的冲突。富弼、欧阳修都是朝堂重臣，也都是庆历新政时期的得力干将，为什么这些曾经力主改革的有志青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变法的阻力呢？

排除法令实行中的见风使舵者，青苗法的实行最大的理论冲突在于两方对“三代之政”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