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王安石变法，然而王安石本人主持的7年不到，其余9年倒是宋神宗主持，不如叫“熙宁变法”更为确切。

王安石宋神宗的关系，虽然历代以为君臣相得，甚至对王安石有“野狐精”、“宠妾撒娇，骄子恃爱”等评论，但并非牢不可破、固若金汤。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始终是有条件的，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更何况，两次罢相足以消磨少年人的雄心壮志、君臣情谊。

皇帝的这种有限信任甚或将信将疑与王安石醉心变法贯穿始终，聪明如王安石不可能不知道个中缘由，但他太急于求成，终致变法的失败。

君且如此，群臣更不可托。

既然有阻碍变法的，在变法推行之后，为了个人权势，自然也有阿谀奉承以求仕进的人。

对于这种人，变法成为他们排除异己的工具，如蔡，但王安石或用人不察，或无人可用，总之，在与曾经的朋友分歧加大，关系恶化，渐行渐远之后，奸佞小人几乎充塞变法之途。

司马光曾经去信告诫他：“每有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并且预言说：“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

但当时的王安石醉心变法，已经听不进来自旁人的善意劝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