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往往在创建伊始能有效地展现出相对积极务实的一面，然时易世变，若不因缘革新很容易失去其原始精神。

有宋一代，外制官召试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内容变化不大，但施行的前后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效果。

第一阶段为太宗和真宗统治时期，此时处于制度的初创阶段，召试的方式多表现为自下而上的自荐、献文和荐举，召试在考校候选人方面有其实际作用。太宗朝的大部分时期因为制度的尚未成熟，因而更能显现出召试的考校之功。

追溯制度渊源，太宗设置知制诰召试制度的前提在于：首先，宋初的翰林学士多由外制官迁入，这与唐代翰林学士召试制度最初的迁官来源早已有了天壤之别。

其次，经后周及太祖时期对于外制官员地位的提升，两制并重的政策导向在太宗朝基本已经开始确定。

最后，太宗即位之后任命的外制官员多不称职，如郭贽和赵邻几等，这才有了召试的契机。此时来讲，召试制度无疑是有考校之实的。

第二阶段为仁宗到神宗元丰改制前，这段时期的知制诰选官路径总体上以序迁为主，召试制度进入成熟稳定期，很少有试而不除者。

第三个阶段为元丰改制到北宋结束，这一时期的召试制度在务实的同时却有向形式化发展的趋势。

元祐四年朝廷规定起居舍人、起居郎曾行词者免召试，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务实的改进，此前如苏辙在元祐元年九月十二日除起居郎，十一月二十四日除中书舍人，期间但以起居郎权中书舍人。

而他在正除时也同时参与了召试程序。他称自己“顷蒙特旨召试中堂，辞避不从，黾俛而就，遂忝成命，意终不安”。

如果说召试是为了考校候选人合适与否，那么很明显已经有过多次权行辞经历的部分官员本没有必要参加召试，因此元祐四年的规定可以说是一项很务实的举措。

但是在另一方面，元祐元年的几起中书舍人除授纷争所反映出背后关涉的权力、政治文化和政治形势，才是决定除授的关键所在。

反对官员攻击的重点也不在于召试过程中出现的些微不足，这也是称其形式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召试过程中出现的对时间的弹性化要求，都是形式化变现的一个方面。

第四个阶段为南宋时期。这段时期的召试制度最终发展成为没有实际依托的具文存在。

南渡之初，召试时有出现，至孝宗淳熙年间左右，往往已废而不举，亦有官员呼吁恢复召试制度，但由于南宋中书舍人多权摄的原因，按故事，权摄者亦无需再试。

在这样的情形下，中书舍人的考察方式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发生改变，权摄者以一年的考察为期，合格之后即予正除。

而对于强大的祖宗故事的遵循，相关的召试具文并未废除，两种路径并行发展。然而实际中，多权摄的相关因素使得召试的路径渐至形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