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外制官员的职权变化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封还词头之制始于富弼，成于胡宿，而大备于“熙宁三舍人”。凭借此职能，外制官开始参与政务决策。

宋神宗元丰改制时对中枢体制进行重构，建立了中书后省和门下后省，从而实现了非宰执官员与中枢决策层的分离。

以中书舍人而言，其作为中书后省的长官，除了在决策和命令生成流程中负责外制起草和命令审核外，在促进两省日常政务运行如内部系统的核查、管理机制方面也承担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以元丰改制为界，前后期针对外制官员的选任，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在元丰改制之前往往强调其文学和品行。

太宗时才与行兼备，名与实兼得，文学适用而操履方洁才是外制官员选任的基本要求。

但文学和品行这方面的要求不独外制官员，如馆阁召试也是如此：“若员有阙，即取其间文学行义杰然为众所推者，方得召试”。

因此，对于外制官员另有其隐性的要求。首先是要熟知典故，外制官员在拟制的时候需要引经据典，遵循“故事”的范畴，不至于出现前代“斫窗舍人”的尴尬境地。

也因之如此，太祖就曾经有“此官职甚难做，依样画葫芦”之语，虽是针对陶榖而言，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可以视为太祖对于词臣的整体认知。

其次是文思敏捷，前期最典型的例子见于王禹偁，太宗曾评价称“当今文章，惟王禹偁独步耳”，他一生三起三落，无论文章还是道德皆为天下楷模。

对于制诰文章，他也提出自己的主张：“敢不考三代、两汉之典章，取贞元、长庆之风格，或少窥于边徼，庶上答陶镕。”

他不以雕琢华丽取胜，而以清晰严谨见长的制诰文风对宋初的文学革新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元丰改制后，外制官员的职权已与前期有明显的不同，即“近制，舍人分预朝政，与昔时事体不同”，因而对于其选任的要求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强调辞藻的同时也要求具备相应的政事才能。

但在制度上并未有具体的规定，多见于士大夫的言论之中。南宋虽然在制度上延续元丰改制后的相关内容，但与此前明显不同的是词臣兼摄内外制的情况经常出现。

通过以上讨论可知，外制官员职权的改变在相关人事任免的制度上并未有明文的要求，而是普遍反映在士大夫的言论之中。

北宋前期外制官员的选任侧重于文学和品行，元丰改制后更多的是强调相关的政事才能。

士大夫理想型的外制官员往往在现实中难以一一实现，因而在文本层面常常出现前后不一的状况。南宋时两制官经常互兼所造成的文字挤压，在现实层面更加考验词臣的作文敏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