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与杭州僧人参佛的士人中，除了杭州地方官以外，还有很多中央官员甚至朝廷重臣。

例如吕蒙正，累官参知政事，由于少时寄食僧房，因此信佛至深。他不仅自己信佛，还要求其子孙后代均护持佛法。

另外，还有一些士人，在《武林梵志》宰官护持一目中，并没有具体记载他们向杭州僧人请教佛法的经历，但是据其为杭州佛教撰写的记文，以及自己参佛的事实推断，应该也曾向杭州僧人请教。

这些士人在身份上，并不局限于任职于杭州的官员，还有部分中央官员甚至朝廷重臣，他们在参佛的过程中，通过书信的方式积极向杭州僧人请教。僧人在此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积极，虽然没有达到直接劝说士人出家学佛的地步，但是也经常引导士人悉心修行。

因此，北宋时期出现大量士人参佛的现象，少不了杭州僧人群体的作用。他们不但在士人单独请教佛法的问题上对其产生影响，甚至还策略性地组建佛社吸引士人参与，有关于此将在后面的部分进行详述。

在北宋时期，杭州僧人与士人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接触，这种交往既体现在二者由于文学兴趣而建立起的联系，也体现在士人对佛法的向往而形成的交往，因此最终形成了广泛的接触。这一现象在宋代出现并非特例，自佛教传入以来，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已经十分普遍。

然而较为不同的是，透过以上两个层面对杭州僧人群体网络关系的梳理，可以明显看出，其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并不局限于杭州本地，尤其是僧人与大量的中央官员有着较多的接触，建立起了一个超越地方并且遍布朝野的网络。

对于在北宋作为地方区域的杭州而言，这一网络的形成，事实上有着较为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僧人群体在人际交往中的特殊策略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