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代起，历经吴越国的发展，杭州佛刹林立，高僧辈出，已经形成了“东南佛国”的美誉。太平兴国三年(978)，在臣子与高僧的劝喻下，钱俶将吴越国国土献于宋太宗，自此吴越国纳入到北宋王朝的版图中。

杭州在政治地位上也从一国之都转为北宋的地方区域，成为两浙西路之路治。北宋时期的杭州，由于未受战争的侵扰，佛教的发展和势力依旧是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力量，他们也成为与北宋士人有着较多交融的重要群体。

通过北宋僧人与士人之间关系的梳理，探讨士人群体以外的其他社会力量，以及相互之间的人际网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于此，此前仅有黄启江曾作过一定的探讨。

他对于北宋时期杭州不同派别的主要僧人与部分士人尤其是地方官的交往进行了梳理，但是他主要从地方社会发展的视角展开讨论，对于杭州僧人与士人所建立起的整体人际网络以及主要特点并未进行分析。

北宋时期的杭州名僧辈出，很多僧人除了在佛法方面取得成就外，还善于作诗与写文。关于僧人思聪，《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叙》载，“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

思聪在修道的同时，琴与诗、书均有一定的进步，尤其是诗的成就最大。然而在北宋杭州，如思聪一样善于写文作诗的僧人不在少数。

不少北宋杭州僧人在诗文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成就，“士大夫多往就见”，说明僧人的这一特点。这也成为他们与士人建立起联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时的部分史料也确实可以看到北宋士僧之间存在很多诗作交游的情况。可见在士人诗社的交游中，有很多僧人积极参与进来。

然而，这些士僧之间小规模的交游，有时并不是简单的游玩作诗，很多集会虽然是以交流诗作为由，但同时也有学佛心得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