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潜师由于善于诗词，得到很多士人的赞赏。后来其在住上智果院后，也曾举办过一次士僧之间的诗作集会，“会者十六人”，用《圆觉经》，分韵赋诗。

在此次集会中，参与者共十六人，赋诗的主题，就是以圆觉经部分内容为分韵作诗。借此可知，在北宋时期，杭州僧人群体存在着一批著名的诗僧，他们凭借在诗文方面的成就，经常参与到士人群体的交游中，借此也与士人建立起了一定的网络关系，并且对佛法的宣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士僧之间除了以诗作交游的形式形成的交往外，北宋的杭州寺院还成为士人部分活动的主要场所，这也为僧人结交士人提供了便利条件。

有关于此，可以从苏轼的诗作、题名以及叙文中体现出来。苏轼曾作《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一诗，可见北宋的杭州寺院是士人集会的一个主要场所。

有时州人也会参与进来，集会规模十分宏大，《牡丹记》即苏轼为此次寺院赏花集会所作《牡丹记叙》，最起始是苏轼与杭守沈遘相约于吉祥寺，后由于寺院园圃百花盛开，吸引州人聚集于此，于是在赏花饮酒之时，很多士人咏歌赋诗，最终由沈遘辑出《牡丹记》十卷，让苏轼为之作叙。

因此，在北宋时期的杭州，有很多善于诗文的诗僧，吸引了部分士大夫的相交从游。在此基础上，寺院也就成为士人日常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经常集会于此，这也为僧人与士人群体建立联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这些士人在身份上并不局限于本地士人或官员，在此不一一列举。可见，杭州僧人在与士人的日常交往尤其是文学交游中，建立起了一个遍布朝野的广泛人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