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了张集馨的为官生涯，也为我们描画了一幅生动的官场生态。张集馨所见的同僚们，每天都活跃于迎来送往，在下班后来到同事家中参加集会。大型的宴会每个月都会有几场，小型的应酬则接连不断。

每次酒宴，聘请戏班的开销、赏赐小厮的银两、酒水的支出加在一起，大约在二百金左右。晚清官员就是在觥筹交错和欢声笑语中，完成了对朝廷赋予的公权力向私利的转化，随后又将这种风气渗透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交际场上的酒是热的，人是热的，连过手的金银都是热的，这些热的东西无疑比冰冷又不近人情的白纸黑字看起来更舒服。当然，在绝大多数时期，官员还是要靠冰冷的制度条文来办事的，毕竟，体制内的一系列问题，大多要借此来解决。

不过，当这些条文行不通时，官员便要开始拿出人情社会的那一套。搬出这套隐性规则时，官员便在权力上覆盖了一层相对温柔的面纱，给予一些人曲径通幽的特权。对于古代官僚集团的分子而言，关键在于如何在人情社会中游刃有余，而不是如何学习朝廷的指导指示。

因此，绝大多数的古代官员都采取了所谓“人情”的立体化手段，用“温暖”的方式将自己维持在人情网络里。除非是一些特殊时期（如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否则，官员想在政治场上有一席之地，必不能免去这些俗套的手段。像海瑞、包拯、魏征一类的人虽然存在，但他们的存在却是凤毛麟角。

对于古代法律而言，这些人情网处于灰色地带，从未僭越。因此，人们习惯性地将人情网中的人际支出称作灰色收入，而不是黑色收入。至于由此而引申出的灰色生存意识，则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社会，彻底渗透进社会各个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