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创作背景则与《罗摩衍那》截然不同，虽然吴承恩熟读宗教典籍，对佛、道典故如数家珍，但他所创作的《西游记》并不是宗教作品，而是一部借助宗教背景的神怪小说。

在吴承恩所生活的年代，儒学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佛、道思想在中国同样有一席之地。自宋朝开始，我国的佛、道、儒已有了融合的迹象，这种融合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从《西游记》中，我们既能看到佛、道元素，又能看到儒家的思想，这足以说明该书便是三教合流现象的体现。

在离开花果山后，孙悟空来到了佛道兼修的菩提祖师门下进行修行，习得了种种立足于天地的本事。从这以后，孙悟空又与传统的佛教、道教神系发生冲突，“大闹天宫”之后又皈依佛门并修成正果，成为万众瞩目的斗战胜佛。此外，孙悟空等五人在西行之路上斩妖除魔，这种行侠仗义又暗合儒学济世救人的思想。从创作背景的层面来看，两书毫无关系。

如果孙悟空的原型真的是哈奴曼，那么作者肯定看过哈奴曼相关的神话。伴随着佛教进入中国，确实有很多印度教的神话人物被佛教改造之后一起进入中国。比如佛教的大梵天就是印度教的梵天，大自在天就是印度教的湿婆，帝释天就是印度教的因陀罗……偏偏诸多中土佛教经典里，都没有提到过哈奴曼或者以哈奴曼为原型的人物。西游记的作者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哈奴曼，就更遑论将其作为孙悟空的原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