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十年寒窗苦，都未必能中个举人。不过，对于毕沅来说，他却是比其他人多了些侥幸，居然事先看过殿试的“考题”。

看他一生成成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学问研究。他完成了《续资治通鉴》，还着手《史籍考》。正是由于毕沅对学问的执著，结交了很多文人学士，甚至于，很多名儒都成了他的幕僚，如：著名学者章学诚、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知其门下。

更何况，正是有了这些文人的相助，他才完成了史学和经学方面的多部著作。可见，相较于毕沅在学问上的成就，他在仕途上的作为就显得平淡太多了。想想当初那晚他为何肯抽出时间研读奏折：一方面是恪守做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他未尝没有将这些工作当做学问来做。

除此之外，毕沅的学问涉及面很广，喜欢金石地理之学。也许，在这位学者看来，天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成学问。

只是，就如毕沅一生的起伏，那时读书人可以选择的道路实在太窄了。若是家境好倒也罢了，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埋头忙着自己的学问。若是肩负光耀门庭的重任，哪怕再不适合也得沉浮于仕途。当年，毕沅离开京城到陕西担任巡抚，母亲张藻曾作《训子诗》勉励他：

不负平生学，弗存温饱志；上酬高厚恩，下为家门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