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科举，古代还有许多入仕的渠道，如举孝廉、战场立功等。除了这些正规的途径外，也有不少人通过“歪门邪道”跻身仕途，在官场混得风生水起。

《幕府燕闲录》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相比于斗鸡耍猴，斗蟋蟀这种活动的历史更加悠久，随着时间推移，斗蟋蟀逐渐成了一种赌博项目。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喜欢斗蟋蟀者如过江之鲫。行家都以拥有一只擅斗的蟋蟀为荣，好蟋蟀的价值也水涨船高。

蒲松龄在《促织》这个故事中，描写明朝宣德皇帝因喜欢促织，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促织》虽然是一部杜撰出来的作品，但其中的内容绝非空穴来风，明朝皇帝的确偏爱蟋蟀。《促织志》是一部明人撰写的文献，其中就描写了“京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的荒唐景象。

既然斗蟋蟀这种活动成为了赌博项目，自然有不少人靠捉蟋蟀赚的盆满钵满。一直好蟋蟀价值连城，往往会被达官显贵们争相抢购。《万历野获篇》记载：“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苏州卫中武弁，闻尚有捕蟋蟀比首虏功，得世职者。”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宣宗喜欢斗蟋蟀，蟋蟀就成为众人追逐之物，有的地方规定捉蟋蟀和上战场杀敌同样重要，从事两种活动的人功劳一样，蟋蟀捉得好，也可以得到世袭的官职。